作者简介
陈 庚，四川泸州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国家文化创新工程评审专家。主要从事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和艺术院团改革研究 。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我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政策与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建构的政策路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与发展研究”，湖北省社科联中国调查项目“湖北农家书屋调查状况”，湖北省演艺集团项目“湖北省演艺集团演艺资源产业化的策略与路径研究”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推进湖北文化强省建设的政策路径研究”和“新时代完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政策路径研究”等项目 。承担多项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湖北省文化厅等委托项目，提交多篇政策咨询报告 。出版专著4本，在《中国图书馆学报》、《艺术百家》等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胡雅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在促进全民阅读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参与阅读备受学界和业界关注，而当前农村居民对于公共阅读呈现出低度参与的特征。本文借鉴凯利的归因理论，通过对湖北省77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分析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行动者、刺激物和外在情境三维原因。
关键词
农村居民 公共阅读 低度参与 农家书屋 阅读文化
引言
传统认知中，阅读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为一种个人行为，但随着近代公共图书馆等阅读空间的出现和普及，阅读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范畴，表现为一种公共阅读行为。所谓公共阅读，是指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机构或公共空间场域内进行的个人借阅、集体诵读以及参与读书活动、阅读交流等行为。与私人阅读不同的是，“公共阅读具备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是当代公民社会人民群众阅读权益保障的重要方式，也是“建立公民常识的重要渠道”，被赋予了促进知识传播、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形塑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等工具价值。因而，从提倡实施“知识工程”再到倡导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公共阅读议题逐渐上升为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实践。
全民阅读活动推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已由2008年的69.7%上升至2018年的80.8%。“公共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核心和基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具有明显的低度参与特征。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农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本文以农家书屋为观察中心，对湖北省77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和实证访谈，通过建立行动者、刺激物、外在情境的三维归因模型，对调研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影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及其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因应策略。
图一：书籍
1 文献和理论回顾
归因是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原因作出解释和推断的过程。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海德(Fritz Heider)在1958年建立了“环境—外因”和“个人—内因”的二维归因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成为后续归因研究的基础。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凯利(Harold Harding Kelley)于1967年提出包含行动者、刺激物、情景的三维归因理论，并使用一致性、一贯性、区别性三种信息来确定真正的原因。美国心理学家韦纳(B.Weiner)于1972年提出成败归因理论，认为能力、努力、任务难度、运气、身心状况、外部环境是人们在解释成败时的六种主要因素。经过多位学者的发展和完善，归因理论逐步发展完善并广泛用于解释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问题。面对近些年来我国农村阅读难题时，学界也借鉴归因理论进行分析，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形成资源决定论、管理决定论和农民信息需求论三种主流观点。
主张“资源决定论”的学者认为农村居民阅读参与度低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源匮乏。认为由于公共文化资源不足与分配不公，农民难以获得同城市一样的文化知识而成为弱势群体；农村书报刊阅览室建设不完善，农民可阅读资源有限，文献资源的严重短缺成为农民阅读的最大障碍，由于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资金、人力，以及资源的适用性不足导致农民阅读困难。
坚持“管理决定论”的研究者将原因主要归于农村阅读服务管理的影响。认为农民不愿意走近阅读和阅读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图书馆服务精神缺失，因为图书馆暗含为精英服务的意识，传统的农村图书馆多依托城市图书馆的模式及服务习惯，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村居民存在的阅读障碍。在农家书屋陆续建成后，部分学者提出了管理上的问题是只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建不重管，这就导致农村往往“有屋没书”“有书没人”，同时也存在着宣传工作力度较小的问题。
提倡“农民信息需求论”的学者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出发，探究生理因素、内在动机和需求的影响。学者们根据不少农民阅读意愿少、阅读能力差、阅读意志弱，存在着佯需求、伪需求和无需求的现实情况，归纳出“需求贫困”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农民阅读需求贫困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现实生产生活基本不需要阅读；另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的文化观念、阅读习惯等影响，认为农民阅读的主观惰性是阅读贫困的根源，也有学者认为是阅读能力、意志力、阅读必要的条件、目标等的缺失导致了农民阅读障碍。
这三种观点与农村阅读发展实践具有同步性，体现了近二十年来社会对农村阅读难题的渐进认知过程。早期的研究将原因多归结于城乡阅读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农村相应的配套设施、资金、人力匮乏，图书馆的服务难以惠及农村等供给层面，随着国家实施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农村图书馆建设等举措，农村阅读环境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农民不阅读、少阅读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因而研究也开始关注农村公共阅读的管理服务层面和农民的需求层面。归因视角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从外部因素转向内部因素，纠正了既往归因中的偏差，同时也为建立更为全面和综合的归因模型和归因方法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他者归因，分析当前存在的农村阅读难题，既要规避将其归因于农民行动者内部因素而忽略外部情境影响的“基本归因错误”，又要克服过度归因于政策、体制、文化等外部情境因素的“观察者偏差”。
基于此，本文借鉴凯利三维归因理论，在试图克服传统归因偏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归因模型，以解释当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笔者将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主要归因维度设计为公共阅读的行动者、刺激物和外在情境三个维度。行动者层面，包括能力、认知、努力三个主要因素；公共阅读的刺激物涵盖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阅读资源和阅读活动，以及相应的宣传与传播刺激手段；公共阅读的外在情境主要包括外部环境作用形成的形而上的价值观念和形而下的文化生活实践。
图二：乡村图书馆
2 调查设计
2.1数据和样本情况
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参与情况，我们于2019年1—8月对湖北省15范围内对农家书屋及其周边农村居民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覆盖湖北省15个市州的农家书屋及周边农村居民进行实地调研，在每个地市州随机选择4—6个行政村，共调研行政村77个。调研以2018年的公共阅读参与情况为中心，对77个农家书屋和2167位农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访谈了76位农家书屋管理人员和166位农村居民。调研数据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采集：一是对供给侧的村民委员会或农家书屋管理人员进行单位问卷填写和深度访谈；二是对农村居民进行不记名问卷发放和抽样访谈。对普通村民的调查和访谈主要通过三条渠道：一是请村干部随机组织有空闲时间的村民集中到村委会里填写问卷；二是在村中随机邀请路过的本村村民填写问卷；三是到村中随机对村民进行访谈。对于年纪较大、识字和书写困难的村民，调研人员以口头说明和代为填写问卷为主。
在单位问卷方面，调研组对湖北省77个农家书屋的管理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获取到的农家书屋建设的基本情况为：农家书屋占地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59个，50至100平方米的10个，100至150平方米的4个，150至200平方米4个；获全国模范农家书屋的4个，获省级模范农家书屋的9个，五星级农家书屋2个，四星级农家书屋1个，三星级农家书屋5个，市模范农家书屋2个； 67个村配有书屋管理人员；书屋平均藏书量 3 618.46册，平均报刊种类27.47种；2018年度平均开放时间为260.89天，平均每天开放7.3小时；平均访问人次为387.95人次，平均借阅册数336.2册；共有35个农家书屋举办读书活动，平均每个3.26场，每次活动参与人次103.91人次。
在农村居民问卷方面，调研组一共发出了2 167份调查问卷，剔除回答不完整和误填、前后逻辑不通的答卷146份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 021份。在访谈方面，获得农家书屋管理员访谈材料66份，农村居民访谈记录166份。样本统计显示（见表1），受访农村居民在男女比例、学历结构、职业结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居住状态等方面都有较为合理分布，能够较好地体现中部省份农村居民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1：受访居民基本情况
2.2 公共阅读的低度参与特征
当前学界多以“阅读贫困”这一术语来描述农村居民阅读少的现状。贫困多指向一种资源、财富的拥有状况，因贫穷而窘困，带有贬义的意指。而随着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流动书屋、农村图书馆、农家书屋等项目建设的推进，农村的阅读资源其实已再难用贫穷来指代。因此，我们选择更为中性意义的概念来指称当前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现状，即低度参与。低度参与源于谢里·安斯坦提出的公共参与的阶梯理论，他将公共参与分为无参与、低度参与、高度参与三个阶段。相比于贫困，低度参与隐含了当代公民的权利意识。结合调研数据和访谈材料，当前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处于低度参与阶段，体现为：认知不足、参与率不高、参与频次低、参与时段短，呈现参与弱化的特征。
在知晓度方面，在2 021个有效样本中，共有845人知道本村有农家书屋，占总数的41.8%。在知晓的居民中，能够有效参与的人数更少，去过本村农家书屋的农村居民仅有556人，整体参与率为27.51%，占知晓人数的65.8%。在实际参与中，存在着浅层次参与的特征。2018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参与次数为1.8次，且停留时间较短，停留30分钟以内的339人，占参与人数的61%。从借阅册数看，全年借阅5册以下的占比达到66.6%，借阅6册以上的为33.4%。在农家书屋举办的读书活动中，2018年去过农家书屋参与读书活动的仅有219人，占去过农家书屋人数比例的39.4%，占调研样本的10.83%，比例较低。
3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归因分析
3.1 行动者因素
农村公共阅读活动中的行动者为农村居民。在影响农村居民没有参与公共阅读的原因中，阅读能力、阅读认知、阅读努力是三个主要因素。
3.1.1 阅读能力
公共阅读的能力主要指农村居民所具有的能够参与公共阅读的生理和文化能力。生理能力主要指个体的视力条件、行动能力，即能否具备阅读的视力条件，能否前往公共阅读场所等因素。文化能力是指是否参与阅读所具备的基本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主要以学历水平和识字水平作为测量指标。在调研对象中，基本都是具有生理能力的居民，故而本文主要关注文化能力对公共阅读参与的影响。
在广大农村，仍然有大量不识字的文盲群体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低知群体，他们基本不具备参与公共阅读的文化能力。调查数据显示，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25.3%，初中占31.5%，高中、中专占22.3%，大专、本科占20.1%，研究生及以上占0.8%。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与学历水平相关，2018年去过农家书屋的有556人，其中大专本科以上学历139人、高中中专学历135人、初中学历181人，小学学历101人，基本符合学历越高参与可能性越大的规律（见表2）。在问及没有阅读习惯的原因时，因为“不识字，阅读有困难”的群体比重高达33.2%，仅排在“忙着挣钱，没时间”(40.4%)之后。在问及没有去农家书屋的原因时，25.6%的村民表示是因为“不识字”。一位村委会工作人员谈到：“别看我们村出了很多诗人，但是真正有文化的人都出去闯了，留下来的都是没什么文化知识的人，根本没有能力去看书。”一位七十岁的居民表示：“我经常陪我孙子来农家书屋玩，但我没有借过书，我不识字。”一位在村委会做清洁的阿姨说：“我不知道信息是什么，不认识字，从来也没看过书。”文化水平的制约限制了一部分村民的公共阅读能力。
表2：文化程度与是否去过农家书屋的交叉对比
3.1.2 阅读认知
农村公共阅读的认知源于居民对公共阅读行为、过程和价值进行接收、感知、合成、编码、重建、判断等信息处理过程后所形成的一种知识水平或认识状态，来自过往认识和了解经验的积累。Albert Bandura提出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对行为具有协调作用，直接影响个体是否最终采取行动。Ajzen等人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也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直觉行为会控制和决定行为意向，行为意向直接决定人的行为。个人的认知水平对其实际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认知是行动的前提。
本次调研发现，农村居民对阅读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并不高。24.1%的受访者表示阅读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31.2%的受访者认为阅读“比较重要”,27.2%的受访者认为重要性“一般”,11.2%的认为“不太重要”,5.5%的认为“非常不重要”。阅读认知与阅读参与之间有着直接的正向关联。在知晓农家书屋的845位村民中，认为阅读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的269人中，2018年去过农家书屋参与公共阅读的有205人，占76.2%，认为阅读对个人发展非常不重要的35人中，只有12人去过农家书屋，占34.3%（见表3）。一位三十岁的母亲表示：“我有了孩子之后觉得读书还是蛮重要的，我就经常去看书，什么都看一点，有什么看什么。”但是一位做电工生意的居民表示：“做我们这种工作只要有技术就行，读书一点用都没有，没有心思看书。”
表3：阅读认知与是否去过本村农家书屋的交叉比对
3.1.3 阅读努力
行动者的努力是促成公共阅读行为发生的关键主观因素。在构建努力指标时，我们借鉴闫慧在进行数字化贫困归因分析时将其分解为付出的时间和使用经验两个维度的设计，并将它们融入于阅读习惯来衡量。杜威认为，习惯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一种能力和一种技艺，成为居于过去与未来转折点上的过程性变量，是阶段性的和可调试的，因而习惯可以成为一个面对和化解现实问题的能动结构。阅读习惯正是这样一种能动的结构，它是个人在阅读方面付出时间和精力后积累而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为参与公共阅读提供现实的基础和可能。
调研显示，农村居民平时具有阅读习惯的占比为57.8%，每周阅读时间不长(阅读3小时以下的占64.8%)，阅读主要是利用晚间(41%)和睡觉前(34.3%)的时间进行，地点主要选择在家里阅读(78.9%)，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端(59.9%)的阅读超过传统纸质阅读方式(54.9%)，以阅读移动设备上的新闻、短文(63.2%)为主以及图书(57.6%)为主，阅读资源主要是来自于自己购买(56.2%)和网络(48.4%)，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公共阅读场馆(39.5%)。这些有阅读习惯的农村居民主要以自我满足的方式进行私人阅读，公共阅读服务的接触和使用并不是主流，阅读也选择便捷和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为公共阅读付出的努力较为有限。访谈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一位喜欢阅读的居民谈到：“我还是喜欢在家读自己喜欢的书，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去农家书屋读书相对麻烦一些。”其他没有阅读习惯的居民(42.2%)则没有为阅读付出时间和努力。一位六十多岁的居民也表示：“我从早到晚都在做家务，根本没时间看书”。四十岁开私房菜馆的居民说：“我们夫妻开饭馆的每天从早忙到晚，有时间就看看手机，根本没想着看书，也没这个习惯。”一位五十岁的居民谈到：“我都这个岁数了，也缺乏自制力，知道看书重要，但别个找我打牌打麻将，我就还是玩去了。”努力不够是农村居民没有参与公共阅读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三：移动设备端阅读
3.2 刺激物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华生(John Broadt Watson)指出，人类的复杂行为可分解为刺激和反应两部分，刺激来自身体内部和体外环境两个方面，反应则跟随刺激出现。早期的传播效果研究者受到心理学中刺激反应理论的影响，认为传播效果在媒介讯息刺激和受众反应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体现为S→O→R（S=讯息，O=受众，R=效果）的过程，并发展出“皮下注射论”的主张。刺激反应理论因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而受到后来者的批评，但学界并不能否认刺激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公共阅读行为中，刺激来源于刺激对象和刺激手段。在农村公共阅读空间中，刺激对象不仅指阅读内容资源和阅读活动，还包括公共阅读场地设施条件等阅读发生的环境。刺激手段主要反映在公共阅读阵地的宣传和传播方式上。
3.2.1 公共阅读的刺激对象
场地和设施的舒适度、便利度，书报刊资源的丰富程度、实用程度、更新速度，电子资源的便捷程度和可及性，以及阅读活动的丰富性等，是激发居民前去参与公共阅读的刺激因素。农家书屋建设工程自2007年在全国正式启动以来，通过短短几年时间基本实现了所有行政村的全覆盖，并在设施设备和资源内容配置上达到了基本的服务条件。因此，影响居民公共阅读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便是阅读的内容资源问题。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阵地的阅读资源基本来自于政府配送，政府部门基于供给侧视角以一种显性的、量化的指标推进农家书屋的软硬件建设，但忽视了对农村阅读需求现状的回应，导致阅读资源的供需错位问题日益显著，表现为阅读载体和内容资源的错位，以及公共阅读活动的缺乏。
在阅读载体方面，农家书屋等阅读场所重图书等纸质资源、轻网络电子资源的配置结构，弱化了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的积极性。农村居民阅读书刊的类型主要为电子书、手机、网站文章等新闻(63.3%)，高于纸质图书(57.6%)，然而被调查的77个行政村中，只有33个农家书屋(42.9%)配备有电脑阅览室，且部分电脑运行卡顿甚至尚未联网，同时许多电脑也挪为他用或沦为摆设。农家书屋等农村阅读场所电子阅读资源配置不足，影响了居民的参与。一位五十岁的阿姨表示：“我现在都是通过app和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信息，我就下载了云鹊医app，每天从上面学习一下养生知识，然后分享到朋友圈还有家族群里，给大家都看看，感觉村里人基本上也都是看看微信公众号，看书的比较少。”
在内容资源方面，存在着资源类型错位和更新时滞问题。此次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平时获取的信息类型和阅读内容主要为生活类(41.4%)和时政新闻类(39.2%)，但农家书屋的资源类型为:农村实用技术类(21%),农村生活医疗保健类(19%)，教育文化类(16%),科普少儿类(15%),政治法律人物传记类(15%),历史文学类(14%),与农村居民的需求未能有效配备。一位带孩子的妈妈表示：“其实农家书屋这个建立初衷挺好，但我们年轻妈妈很想给孩子看点幼儿读物，或者自己看看育儿书籍，但是书籍明显陈旧，类型也比较少，不太实用。”另一位养殖户也谈到：“我们中年人就喜欢看小说，什么侦探悬疑、武打仙侠啊，农家书屋都是些古典名著，很少有小说，就算有还不全。”内容供给的时滞性也影响供需之间的配备。一位养鸡大户提到：“我刚开始转行养鸡的时候没事过来就翻翻家禽养殖的书，结果我发现里面的技术都太落后了，都是好多年前的版本，讲的是人工养鸡技术，但我现在都是机械化养殖，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一位农家书屋管理员谈到：“像书屋里很多农业书籍都是别人捐赠的，都是些滞销书籍，别人不想看，放到我们这也没人想看。”
除了静态的刺激物外，阅读活动作为动态的刺激物也影响着公众参与。被调查的77个书屋在2018年共有35个举办了读书活动，平均每个书屋举办3.25场。在村民参与层面，参与过公共阅读活动的仅有219人，占去过农家书屋人数比例的39.4%，占总调研样本的10.83%，参与度不高。其原因在于活动次数少，内容吸引力不足，实用性不大等方面。一位农家书屋管理员表示：“因为我们村委会的可支配资金不足，所以每年只能寒假找村里的大学生来农家书屋义务讲课，农家书屋也没有空调，只能在寒假办一两次活动。”一位六十七岁的居民谈到：“我们村的农家书屋举办过几次道德讲坛，大家都没什么事就被村委会的人吆喝着去听的，其实蛮无聊的，大家都不想去。”另一位三十四岁的居民也谈到：“居委会之前开的那个幼儿心理辅导课就是在农家书屋里搞的，一开始我还带着我家孩子去听过，但是毕竟是免费的课都是居委会的人自己讲，听了感觉也没多大用处，就懒得去了。”
图四：农家书屋读书会
3.2.2 公共阅读的刺激手段
刺激物的存在不等于实现了有效刺激。公共阅读资源和空间如果只是作为“刺激物”存在，而不通过有效的“刺激”是难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更不论促进居民的认知和了解进而发生阅读行为了。在农村公共阅读场所传播效果的检视中发现，农家书屋的传播效度较为有限，仅有41.8%农村居民知晓农家书屋，其原因主要在于传播刺激的手段和方式不佳，传播的频度和力度不够。
在传播和刺激手段运用上，供给侧的政府以及供给主体农家书屋主要采取了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两种手段。在两种手段的使用中，移动互联等传播方式使用较少，组织传播方式使用较多。调查结果显示，在知晓农家书屋的渠道中，通过电脑上网、微博微信、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知晓的仅占4.2%、2.7%和1.2%。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众媒体并没有进行较为有力的宣传；另一方面在于大众传播在农村存在着信息（知识）鸿沟。“大众媒介的差异、传播技能差异、知识信息储备的差异、社会交往面的差异以及接受、理解、记忆等方面的差异” ，使农村的大众传播速度和效果要远远弱于城市。与此相对的是，各村仍主要采取传统的组织传播方式：采取本村大会宣传的占32.5%，宣传栏和黑板报的占比为27.3%，广播喇叭的占比19.5%。同时，农家书屋的传播频度也较低，47.3%的书屋每年宣传1-2次，18.9%的书屋每年宣传3-4次，27%的书屋每年4次以上。此外，农家书屋的宣传积极性亦不高，在走访过程中，很少在村内发现有指示性标志引导农村居民前往农家书屋，部分地区的村民委员会中的“村务公开栏”里也几乎没有与农家书屋相关的事项。
在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人际传播却成为农村居民了解农家书屋的一个重要补充渠道。现代传播理论认为，大众媒介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合是新事物推广的最佳途径。信息较为封闭的农村有“熟人社交”特点，邻里间的人际传播是农村最常见、最有效的传播路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通过本村其他人知道农家书屋的占比为22.2%，高于电脑上网、微博微信、本村大会、黑板报和宣传栏等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方式，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应。
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提高知晓度必然会促进参与度的提升，但即便农家书屋的知晓度实现全覆盖，也难以达到参与度的同比例提升。这是因为在农村这个较为稳定的场域空间内，农家书屋实施10余年后仍有58.2%的居民不知晓，表明较大一部分群体对阅读或者公共阅读处于无意识、无需求的状态。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亦证明了这一论断。在不知道农家书屋的1176人中，55.1%的人群无阅读习惯，71.1%人对阅读无明显喜好（包括非常不喜欢、不喜欢和一般），50.4%的人对阅读重要性认知不足（包括非常不重要、不重要和一般）。这些人群从行动者角度看，没有明确的阅读需求和动机。当然，也有一部分群体是有需求但因为不知道而未能参加的。因此，如何对有需求群体实现有效信息传达，将无意识无需求群体激发为潜在参与者，是供给侧传播手段创新的主要进路。
图五：村务公开栏
3.3 外在情境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行为属于群体行为，是一个断断续续且长期存在的过程，故而本文所讨论的外在情境并不是一个固定且相对静态的状态，而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和一定时段内相对稳定的情境。所以，公共阅读的外在情境是由外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外部因素杂糅和融合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和实践存在状态。根据调研数据和资料分析发现，影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行为的外在情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形而上的由共时和历时性环境因素形成的一种价值认同、社会心态或文化传统，另一种是形而下的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实践状态。
3.3.1 农村场域形而上的实用型价值观
农村居民对阅读所形成的形而上的价值观念与长期以来农村场域中的价值结构紧密相关。农村价值结构由个人或者家庭资本总量的高低决定，并主导着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在当下的外部环境中，对实用价值的追寻所形成的重经济资本、轻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赚钱优先论”和“读书无望观”等价值观念，影响了大部分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参与。
在农村，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类型资本的根源，也是流动性最强，最容易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基础资本，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要转换成经济资本却“不是即时性的，而且遭受的风险比较大”。并且，三种资本的获取都建立在劳动时间的积累基础之上，但经济资本在劳动积累后的回报是显性、直接和较为及时的，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却发生在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中，无论是教育投资或文化水平的提升，还是关系网络的拓展或社会关系资源的丰富，其资本的“变现”过程均具有时滞性、缓慢性和隐匿性。因而在相对欠发达的农村，个体或家庭进行资本总量的提升时，往往会首先追寻经济资本的回报，再去谋求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这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传统，体现为对经济资本收益的迫切感和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收益无望的失落感和焦虑感。
农村居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获取往往局限在农村这个相对封闭和边界确定的场域内。要想突破这一场域限制，提高个人或家庭的资本总量，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外出务工，提高经济资本收益。这种方式是广大农村家庭的普遍选择。进城务工使诸多农民成为了“半农半工”的流动人口，但受工作流动性和户籍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务工的人员大多未能突破自身的阶层限制，仍然难以改变自身的农民身份和阶层地位。第二种是进行教育等文化资本投资，让自己或子女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改变现有境况。因而诸多寒门学子通过高考等学习渠道改变了自身以及家庭的状况，突破了原有的阶层限制，进入城市成为“新城市人”。这也让诸多的家庭对读书、阅读的价值认同显著提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投资越来越贵，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不少来自农村底层的居民在观察周边居民或者在自己实际投资子女教育的过程中发现，付出的诸多金钱、时间、精力等成本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经济收益回报，进而引发对读书价值的质疑，形成了“读书无望”的内在焦虑和失落，因此诸多村民对阅读或者公共阅读的内在需求和动力有所减弱，反之选择对更为显性的经济资本的追逐。在关于农村居民没有阅读习惯的原因的调查时发现，40.7%的农村居民表示主要原因是“忙着挣钱”。一位家住村委会旁边的受访者谈到：“读书有什么用呢，村里的孩子再怎么读书也比不上城里的孩子，我看村里基本上没人看书，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不如早点赚点钱。”一位做装修生意的居民表示：“每天早出晚归接单，还经常要出差，肯定赚钱比读书重要，毕竟希望家人能生活的更好啊，……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能帮我做生意，读书很是辛苦，而且以后指不定能赚多少钱，有钱以后再进修都可以。”
图六：村民外出务工
3.3.2 农村场域形而下的文化生活实践
在形而下的农村生活实践中，农村居民传承了传统农耕社会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农忙农闲区分。农忙时期进行农耕生产，农闲时期参加一些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农村居民休闲娱乐时间和内容方式得到极大扩容，但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消遣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的比重不升反降，受到其他文化娱乐形式的竞争和挤压。
阅读是知识习得的基本手段，同时亦是休闲消遣的一种重要方式。公共阅读具有显著的休闲价值功用。对青少年来说，休闲阅读可以增强学生的阅读流利度和阅读理解能力；对成年人而言，休闲阅读具有促进自身和他人的认知，了解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丰富业余生活，习得和并形成不同观点等公共作用。对大部分农村居民而言，阅读通常是发生在农业生产之外的闲暇时间的一种消遣性行为，很大部分属于休闲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消遣的娱乐方式，休闲阅读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中，遭遇了诸多文化娱乐产品的竞争与替代。Knulst对1955至1995年之间休闲阅读趋势的研究发现，荷兰人在阅读上所花费的时间减少了大约一半，尤其在电视发展的最初阶段（1955—1975年）降幅最大，电视竞争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各种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现使休闲阅读进一步被边缘化。
在相对既定的闲暇时间内，阅读与看电视、听广播、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体活动等其他基本文化权益以及钓鱼、上网、打牌、广场舞等其他私性文化活动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农村文体娱乐活动的日益丰富，在增加农民闲暇时间活动选择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的同时，亦弱化了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的内在行动力。
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农村实施了“万村书库”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电视扶贫工程、报刊下乡工程、“手拉手”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百县万村综合文化中心工程、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和“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工程。这些文化惠民工程和农村基层自有的私性文化活动、民间民俗活动一起，让农村的文体娱乐和休闲活动日益丰富起来，阅读只能成为其中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选项。调查数据显示，在受访村民的休闲娱乐活动中，排名前五的分别为看电视(59.3%)、聊天聚会(47.1%)、上网和玩游戏(33.4%)、打牌和打麻将(28.1%)、读书看报(27.7%)。读书看报等阅读行为在诸多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中仅排在第五位。对居民的访谈也体现了这种现状。一位居民表示：“我参加过居委会的书法培训班，有课的时候我就去上一下，没课的时候就不去，不是很想看书，感觉练练字更有成就感，也比较有趣。”还有村民谈到：“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书，我觉得看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累，有空的时候我喜欢出去跳广场舞，和大家一起挺开心的。” 另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说道：“我很喜欢关注一些扶贫政策，以前我都是看报纸，但是报纸消息比较滞后，现在我就看看电视新闻，电视新闻讲的比较全面而且比较及时。”多样化的文化娱乐活动挤占了农村居民阅读的时间，使休闲阅读的人也越来越少。
图七：万村书库工程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借鉴凯利三维归因理论对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将其原因归因为三个主维度和七个次维度，试图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归因框架。这些维度归因的结果显示，影响农村居民低度参与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不同原因在不同个体或群体间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在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和技术策略谋划中，既要从整体上关注各类原因，也要采取分类施行的因应策略。
4.1 结论
4.1.1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复杂多样，单一因素与复合因素并存
上文研究发现，行动者、刺激物和外在情境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不同农村居民的参与行为。这些原因是怎样单一或组合地发生作用？究竟何种因素影响更大？需要结合凯利三维归因理论的一致性、一贯性和区别性信息进行判定。区别性指向刺激物，是指行动者面临不同的刺激物时是否作出同样反应。一贯性针对外在情境，是指在不同的时间或者情境中，面对相似刺激物时行动者是否一直以来都是采取这样的行为。一致性指向行动者，是指行动者与其他人是否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按照如果某一条件存在，对应的结果也存在，如果这一条件消失，结果也随之消失的协变原则，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共有八种理论归因结果（见表4）。
表4：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三维归因分析
为验证这些归因结果，我们以其中的武汉市郑店街D村为例来进行简要阐释。在D村30个样本中，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刺激物和外在情境，其中有10位村民知道本村农家书屋，6位在2018年度去过，4位没有去过，另20位村民不知晓本村农家书屋。在知晓农家书屋的10人中，4位居民本年没有参与，而另外的6位参与了本年度的公共阅读，那么他们没有参与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行动者和刺激物、行动者、行动者、行动者四种结果。其中2位是因为太忙而阅读努力不够，也没有阅读习惯，属于行动者原因。1位是有阅读习惯，但太忙而选择手机等电子阅读方式，属于行动者和刺激物复合归因。另1位村民对阅读没有偏好，也没有阅读习惯，属于行动者归因。在不知晓农家书屋的20位农村居民中，不知晓意味着他们以往并没有参与，因此可归因为刺激物和外在情境、行动者和刺激物、行动者和刺激物、行动者四种维度。在选择自己不去参加农家书屋的原因时，这20位居民都首选了不知道作为原因。根据自利归因偏差可知，大部分人在进行自我归因时通常会将失败的原因归因于外部，因此不知晓农家书屋可以看作是他们未参加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其他原因的影响。数据显示，有13位居民因为没有阅读习惯、没时间、不识字等单一或多种原因没有参与，属于行动者归因。2位居民有阅读习惯，但因不知道农家书屋，选择手机电脑等电子阅读而没有参与，属于刺激物和外在情境的复合归因。1位居民因为没有阅读习惯，太忙，觉得农家书屋太远而没有参与，属于行动者和刺激物复合归因。2位居民有阅读习惯，但仅仅因为不知道农家书屋而没有参与，属于刺激物归因。另外的2位居民对自己没有参与的归因并不明确。
验证发现，虽然并不是八种归因结果都能得到验证，但大部分都可以从D村的案例中予以证实。也即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低度参与呈现出单一的行动者归因、单一的刺激物归因，也存在着复合型的行动者、刺激物两者归因，行动者、情境两者归因，行动者、刺激物和情境三者的综合归因。由此可知，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单一因素，也有复合性因素。
4.1.2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具有内外因之别和层次递进结构，行动者层面的原因更为根本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第一位的，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外因是第二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表4的8种归因组配方式中，行动者作为内因出现7次，有3次是单独归因，3次是与刺激物或外在情境一起形成两者复合归因，1次是与刺激物和外在情境一起构成三者复合归因；刺激物作为外因出现4次，1次单独归因，2次与行动者构成两者复合归因，1次与行动者和外在情境组成三者复合归因；外在情境同样作为外因出现2次，1次与行动者组合成复合归因，1次与行动者和刺激物组成三者复合归因，并没有作为单一的归因因素出现。从行动者、刺激物、外在情境在8个归因结论中出现的频次，以及D村的验证结果可以看出：外在情境作为外因难以单独影响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参与，必须依赖于行动者或刺激物，因此在整个归因维度中属于外部的初级因素；刺激物可以作为单独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的参与，也可以与行动者或外在情境一起影响农村居民的参与，属于次级因素；行动者因素中，多种单一的行动者因素都可以影响参与，多种单一的行动者因素也可能与刺激物、外在情境一起产生复合影响，行动者作为内因对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参与影响最大，属于终极因素。这表明，影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的因素中，除了内外因之别，还存在着作用力的层次递进结构。
也就是说，在一个公共阅读发生的行为链中，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环境所形成的外在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以及农村社会场域中公共阅读的实践存在时态，构成影响农村居民是否前往参与的外部影响条件。在外在情境下，阅读资源和活动及相应的传播刺激又构成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的必要条件，因为公共阅读不同于私人阅读，需要有特定的公共阅读空间和公共阅读资源才能发生。最后，影响农村居民是否发生公共阅读行为的终极原因在于行动者个体，在得到外部情境支持，又知晓农村公共阅读空间时，行动者个体的阅读能力强弱、认知和努力程度构成公共阅读行为最终能否发生的根本性决定要素（见图1）。因此，在当前农村公共阅读环境下，虽然外在情境和刺激物层面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但必须要更加注重来自农村居民自身因素的影响。
图1：农村居民公共阅读行为产生的内外因及层级递进结构
4.2 建议
4.2.1 激发和增强内生需求，完善农村公共阅读行动者的主体性建构
内生需求是由行动者自身因素所引起的需求。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内生需求来自于他们自身，而不是受外界情境影响或是刺激物刺激而产生的。调研数据和访谈发现，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者的主要内生需求是：获得信息、了解时事(4.09分)，提高文化知识水平(4.02分)，休闲娱乐(3.81分)，打发时间(3.71分)，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3.56分)，均高于外生的需求，社会交往(3.38分)，陪同他人(3.22分)，其他人带动(3.48分)，村委会宣传(3.49分)。结合前文对未参与公共阅读的居民在阅读能力、阅读认知和阅读努力方面的结论，我们认为，应对公共阅读现有参与者的这些内生需求进行强化，对未参加者的这些内生需求进行激发和唤醒，完善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主体性建构。
提升农村居民内生需求的首要条件是加强文化资本的积累，尤其是提升识字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识字和扫盲不仅仅是一套解码和编码技能，它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嵌入在权力关系中，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了全国范围的扫盲教育，并在1986年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农村居民的识字水平已经得到较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农村中老年群体的识字困难仍然广泛存在。目前，我们将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和扫盲交给了学校教育，图书馆、农家书屋等阅读机构并没有承担相应的功能，但社区和农村图书馆在识字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上具有的内在良好性已经得到证明。所以，在继续保障青少年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将农村公共阅读场所作为提升农村成年居民识字和文化教育水平的重要补充，在农家书屋等场所开展一些识字教育和文化知识普及活动。
文化资本的积累奠定了参与农村公共阅读的能力基础，更进一步的技术策略是要将这些能力基础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为，接续行为便是要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阅读重要性的认知，增加接触和使用经验，养成公共阅读习惯。党和政府、学校、村委会、阅读机构等要贴近农村实际，采取观念教育和榜样引领相结合的方式，让农村居民切实认识到公共阅读对于个人和家庭文化水平提高、知识资本和经济资本增长等方面的价值，提高阅读认知水平。公共阅读的供给主体应开展多种阅读活动，将农村居民需求最多的农业科技、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等阅读资源通过讲座、知识交流、讲演等方式进行传播，让阅读文化活动挤入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让阅读逐步渗入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让农村居民从自己最需要的阅读内容中得到获得感，形成阅读的经验积累，增强对阅读及阅读活动的认同度。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居民阅读方式和阅读能力的指导，让他们知道读什么内容的书，用什么方式读书，怎样将阅读与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以此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和需求。
图八：文化知识普及活动
4.2.2 探索刺激物的合作生产模式，优化公共阅读资源配置，创新有效刺激手段
受行业部门体制影响，当前农村场域中的农家书屋、农村文化室、乡村图书馆等公共阅读场所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公共文化部门，这导致了农村公共阅读资源的分散与无序，而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实行的“自上而下”、“格式化”配给的“项目制”供给模式，也引发了农村公共阅读资源普遍性的供需错位、供不对需。加之农村基层管理服务重心的偏移和宣传动员不足，导致农村居民并没有受到有效的公共阅读刺激。所以，服务计划和管理的传统概念已经过时，需要将合作生产作为一种整合机制和对资源动员的激励。当前，合作生产已经从政府专业人士和公民个人两个方面的合作拓展至政府、公共机构、社会组织、市场、社区和公民等多方主体的网络化合作层面。因此建议借鉴合作生产理论，以公共阅读刺激物和刺激手段为中心建立纵向和横向的合作生产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并创新刺激手段。
在刺激物配置优化过程中，要在横向层面进行基层统筹，将来自于中央各部门的阅读资源进行有效统合，加强农家书屋与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乡镇综合文化站之间的联合互动和资源共享，鼓励农村个人阅读爱好者、私人图书室等加入到资源生产过程中，建立基层公共阅读资源生产的合作机制。在纵向层面上，要建立各层级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间的合作生产机制，以农民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进行“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增量资源配置，提高阅读资源的适配性。如中央层面建立农村群众阅读需求征集信息平台，地方政府层面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线上征集等方式建立和完善群众需求征集机制，而农村村委会等组织要发挥联系农民、宣传农民和直接动员的作用，农村居民则要在信息平台、政府需求征集和村委会调查中积极主动地反应自身的公共阅读需求和意见。
除了合作生产外还要加强各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尤其是加强基层农村阅读推广的宣传和服务管理水平。当前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机构的知晓度不足五成，体现了有效传播的不足。因此，需要改变当前农村阅读推广中重资源配置建设、轻运营管理和监督指导的现状，加强农村公共阅读推广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等新兴媒体，以及农村宣传栏、广播等传统手段，建立综合性的传播刺激体系。同时，还应通过建章立制和规范实施，建立政府、公共文化机构、第三方评价机构、媒体、公众合作的监督机制，推进监管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促进农村公共阅读机构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图九：市图书馆开展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活动
4.2.3 改善外在情境，型塑良好的公共阅读文化氛围
农村公共阅读的外在情境是一个相对稳定且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因素，政策设计者应采用培养良好公共阅读文化氛围的长期策略。阅读文化是将阅读作为一项常规活动来参与，是一种态度的养成和技能的掌握，使阅读成为一种愉快、定期和持续的活动[]。阅读文化氛围的形成需要通过有效且长期的政策设计，并结合农村当地的倡议有计划有目的地推进。其一，基层政府和图书馆、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机构要定期常态性地组织阅读活动，提供丰富多彩的阅读内容和服务，让农村居民尽可能地了解、认识和接触公共阅读，营造良好的阅读参与氛围。其二，地方精英群体和乡贤群体等意见领袖要发挥带动作用，形成集体行动的认同逻辑，进而形成基于一种默契的、非正式的行为守则，并包含着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的阅读氛围。其三，公共阅读机构与农村老年协会、宗族协会、乡镇和农村中小学等农村社会组织展开合作，举办多种读书交流会、亲子读书活动等，促进农村老年群体、阅读困难群体、青少年群体等的积极参与。其四，公共阅读机构要积极面对其他文体活动的竞争和挤压，利用公共阅读的物理空间、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促进阅读空间和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文化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其他文化爱好者协会或者组织等进行有机融合，促进农村公共阅读空间与其他公共文化空间的共建共享。
5 结语
进入新时代，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行为之于个人或家庭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对于当代乡村振兴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等国家战略的重要价值已毋庸置疑。但在面对长期以来农村存在的阅读难题时，我们的归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尤其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其主要归因于资源配置问题，并在不断改善农村阅读资源配置的同时，引发了部分性的投入冗余、资源浪费等新问题。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后，传统的供给侧单侧行动策略已呈现出了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农村公共阅读参与度低的境况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结合既往研究结论和本文的研究分析发现，影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原因之间也有着内外之别和层次递进关系。要想解决农村公共阅读的困境，不能再继续强化传统的“增钱加人”的供给侧投入方式，而应从需求侧的农村居民、供给侧的公共阅读刺激物和外在情境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和协同推进。其中，激发和强化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内在需求，形成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的内生动力尤为关键。
（注释请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原文发表于《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5期。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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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老师 | 刘爱华
图文编辑 | 王方叶
责任编辑 | 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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